虽然被人们尊称为“中国元老级指挥大师”，但黄晓同却认为自己算不上真正的指挥家。退休前，他一直在上海音乐学院任教，把一生奉献给了讲坛而非指挥台，开一场真正的交响音乐会竟然是这位“指挥大师”数十年“未完成的心愿”。2008年3月14日，他终于携弟子许忠和东方小交响乐团献演于上海东方艺术中心音乐厅，并特意借舒伯特的第八“未完成”交响曲，表达了自己的“终身遗憾”。

毫不夸张地说，他的学生撑起了中国交响乐指挥界的半边天。然而亲自上台指挥一场交响音乐会，却是75岁的黄晓同梦寐以求几十年的事。作为我国指挥界的“元老级指挥大师”，黄晓同培养了80多名专业指挥，但他却反复重申，自己不是一名真正的指挥家。

论家境，黄晓同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黄干夫为贵阳达德学校的创始人，叔祖父黄齐生是民主斗士，革命家王若飞则是他的表伯。大哥黄晓庄作曲，大姐黄晓芬拉大提琴，二姐黄晓苏攻声乐，黄晓同学习指挥，弟弟黄晓和研修音乐理论，妹妹黄晓芝拉小提琴，兄妹六人均投身于音乐，且造诣不凡。

论教育成果，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陈燮阳、上海歌剧院院长张国勇和常任指挥林友声、华师大艺术学院院长侯润宇、中国爱乐乐团音乐总监余隆、北京交响乐团音乐总监谭利华、台湾实验国乐团指挥瞿春泉、台南艺术学校指挥陈中申、苏黎世室内乐团音乐总监汤沐海等中国“第一梯队”指挥家无不出自他的门下。

论资历，黄晓同在中国指挥界独一无二。上世纪60年代，黄晓同凭借超人的天赋，成为新中国第一批输送去苏联学习的留学生。从1953年到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向苏联指派的指挥系留学生里有李德伦、严良坤、曹鹏、韩中杰和郑小瑛，均读了1-3年不等的研修课程，只有黄晓同一人，师从一代宗师、苏联指挥大师A•高克(Aleksandr Gauk，1893-1963)，接受了4年的歌剧和交响乐指挥本科专业系统训练。

论手上功夫，光听此次音乐会第一首曲子、门德尔松的《海布里登群岛序曲》，就知道所谓“滴水不漏”的指挥是何等难得。曲子中关于强弱、节奏、声部协调的任何一个细微变化，都在黄晓同的指挥动作上一览无遗。

然而，黄晓同一再分外惋惜地感叹：“指挥是一门关于实践的学问，要做一名好指挥，就得在贝多芬(听歌)九首交响曲、勃拉姆斯四首交响曲和柴可夫斯基六首交响曲中经历无数次的跌打滚爬。我有那么多‘孩子’，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去搞自己的乐团呢？”

著名指挥家李德伦曾说：国家只有分配人材的计划，没有更好地安排人材的规划，黄晓同留苏回国后被分配去搞指挥教学，迫使他脱离实践，被不合理地钉死在学校里了。采访中，黄晓同表现得最兴奋、最神采奕奕的时刻，就是聊当年的苏联学习生涯，那4 年寄托了他全部的憧憬和梦想。可后来的几十年，却要苦苦地在讲台上憋着。

“我回国时，国内仅有的上海交响乐团和中央歌剧乐团都有人管了，刚好国家正在筹办作曲指挥系……”绝缘舞台几十年的黄晓同感叹道，“从来没有听说哪个指挥不希望真刀真枪地指挥乐团，反而主动要求去教学的，教书就意味着牺牲自己实践的可能性。”而黄晓同这一牺牲，就是整整大半辈子。他说：“关于指挥这门实践艺术，我只能间接领会，间接作贡献，离真正的指挥家，实在相差甚远。”

热爱音乐的革命家庭

如今，黄晓同的家里仍常有来自各地慕名而去讨教的年轻学生。去过黄晓同家的人，都会留意到客厅里挂着的两幅猫鼠水墨画。画面上，一只猫侧坐，看不见面孔，两只耳朵却分外地挺直；一群老鼠则围着一只吊在半空的火腿打转。画的作者是黄晓同的叔祖父黄齐生。

作为贵州著名的教育家和进步民主人士，他与黄晓同的伯父王若飞曾在法国与周恩来、邓小平等一道工作。猫鼠图便是黄齐生于辛亥革命后所画。当时袁世凯妄图称帝复辟，遗老遗少们闻而趋之。“猫的耳朵竖着，提醒自己时刻保持警觉，不要为利所害。一群老鼠是争名逐利的人，火腿代表袁世凯。”黄晓同说，“画这幅画，表明了叔祖父不趋炎附势的决心。”1946年，叶挺将军乘飞机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返回时，飞机不幸撞山遇难，在这桩史上著名的空难事件中，一同殉难的还有黄齐生、王若飞以及黄晓同年仅20岁的大哥黄晓庄。

黄晓同祖父的密友、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曾经题诗，以挽黄晓庄：“死者不可复生，但你的音乐不会死。我将培养100位人民的音乐幼苗，努力一辈子，补偿这不可补偿的牺牲。”由于家境清贫，不可能让所有的孩子都从小学音乐，黄晓同父母决定变卖家产，让大哥晓庄以及最小的弟弟晓和先学音乐，而晓同以及其他兄弟姐妹接受真正的音乐教育，是在后来去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上学时。

在黄晓同眼中，虽然小时候没得学，但自己与音乐结缘是从“在一旁听听”开始的，哥哥的启蒙作用功不可没。“晓庄当时已经准备从延安动身去苏联学习音乐，要不是因为英年牺牲，一定会成为中国卓越的音乐家。”回忆起60年前的遗憾，黄晓同重重地叹息着。

“大哥走后，我和二姐按照叔祖父的意思，去了重庆的育才初中。去重庆就是为了投奔革命，学校教的诗歌都很有民族气息，对我思想形成的影响很大。”当时育才学校的课程分为音乐组、自然组、文学组、文艺组等等，后来所去的黄炎培创办的比乐中学也一样，“陶行知和叔祖父拥有相同的革命理想，他们相互信赖。陶行知和黄炎培的办学理念都是要培养学生的一技之长，有爱好就要早发展，毕业以后才能对社会有贡献。”黄晓同说，“创办育才学校是为了收养抗战时期逃难的孤儿，我们家虽然不是孤儿，但也不收学费。如果是国民党的学校，不仅学费很贵，还有童子军，政治空气很不好。像叔祖父这样拥护革命的，不会同意去的，所以哪怕在家学也不会去国民党学校学。”

“毛主席说话一定兑现”

黄晓同回忆，虽然弟弟黄晓和念的国立音乐学院“ 幼年班”，是国民党在南京建立、为国民政府培养一支足以撑门面的总统府乐队而设立的，但“由于幼年班的孩儿们年纪尚小，且是专业学音乐，所以更靠得住些，国民党三民主义的宣传，比其他普通(国民党)学校相对要少些”。新中国成立后，晓和便也转入育才学校继续学习。

谈及黄晓和为毛泽东演奏的故事，黄晓同显露出一副孩子般的天真模样。“那是1949年，在中南海举行的朱德生日宴会上，弟弟随人民文工团为毛主席演奏了戈塞克的《加沃特舞曲》。”听罢特别高兴的毛泽东在后台接见黄晓和时，听说他是贵阳人，掰掰手指，算了一卦，说“贵阳后天就解放”。结果，后天的《人民日报》头版果然登出贵阳解放的消息“。我当时年纪小也不懂什么，就觉得主席要么不说，说的话一定会兑现。后来我姐姐问毛主席能否去苏联学琴，毛主席说了一句， ‘拉得不错，有机会就去学吧’。”

4年后，弟弟黄晓和果真成为新中国第一个派往苏联学习小提琴的留学生。而“ 在音乐上起步晚、拼命赶”的黄晓同，能够旅苏却有些出人意料。

解放后，曾在育才学校当过黄晓同音乐老师的贺绿汀，被调到上海音乐学院当院长，黄晓同“就也跟了过来”，正式学习钢琴、提琴和作曲。黄晓同的太太张乐平当时是其学妹，她回忆说：“黄晓同在学校根本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学生，连在学校管弦乐队的职务也是毫不显眼的定音鼓手。当学校老师在礼堂里宣布唯一那个去苏联学指挥的学生是他时，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差点改行搞翻译

留苏归来后，黄晓同数十年如一日地全身心投入了音乐教育。除了在上海音乐学院任教，黄晓同跑遍了除内蒙古和西藏之外的全国各地，不仅亲力亲为地将俄罗斯指挥学派的严谨、细致、系统化和规范化的特点传授给中国学生，还帮助各省市建立自己的交响乐团。在一次前往湘西的演出时，面对三把二胡、两架扬琴、一把中提琴、一把小提琴、笛子以及单簧管等杂凑起来的乐团，黄晓同一边现场改编一边组织排练，倒也搬出了一台节目。

然而， “文革”一来，对中国交响乐事业的“热心”，却成了黄晓同的罪状。张贴在上海音乐学院的大字报上，戴在他头上的帽子有“修正主义分子”、“冒充革命家庭”、“反革命”……

黄晓同日后的太太张乐天，当时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正是因为参加批斗黄晓同的专案组，才有机会相识黄并结为连理。她说：“绝缘于音乐、天天开批斗大会的日子，整整持续了8年。当时的黄晓同意志消沉，差点就放弃了音乐，试图转行搞翻译。”

结果，是太太的坚持，让这位中国的“音乐种子”留了下来。劫难过后，黄晓同终于得以恢复教授身份。

得罪学生的严师

3年前，黄晓同患上了严重的血管炎，曾一度生命垂危。如今他三天两头要跑医院，靠药物维持身体机能。对这场音乐会，张乐平一直忧心忡忡：“医生都说，站那么久就对身体不利，何况还要去指挥。”但黄晓同却信心满满，执意要完成这个“未完成的心愿”像喂饭一样，一口一口地教学生再上台真刀真枪地挥一挥。音乐会结束后，他拖着疲惫的身躯向观众致谢，不仅感谢“迟到的学生”许忠“借”给他东方小交响乐团，更表示这场音乐会是献给那些把自己从死亡线上挽救回来的医生。

听说那些盛名在外的学生无一到场，黄晓同说自己毫不感到伤心，只为学生们感到惋惜。“做老师的需要尽责，而做学生的则应该学无止境、勇往直前，他们不来，是自己放弃学习机会。”黄晓同治学严谨，常常直指学生的缺点，到了现在，不管学生名声有多大，只要发现学生哪一步走得不踏实不正，他依然会毫不客气地当面指出。

“我不容许学生漏掉作品的任何细节，漏了就逃不过我这关，这才叫学习么。”对于许多指挥的“通病”—喜欢现场发挥、耍噱头的作秀行为，黄晓同更绝不允许弟子沾染，或者当面提出批评，或者委婉地送上小诗一首予以提醒：“双手语言工具，指挥好似哑剧，指点真挚达意，噱头绝非技艺。”他说，有些往往在台上个性张扬、禁不住“翩翩起舞”的大牌学生，每次得知他坐在台下，便乖乖地“放规矩”了。

尽管忠言逆耳得罪了不少学生，但黄晓同对自己多年来的教学方式和态度从不怀疑：“有些学生以为去国外跟个大师，镀层金，就管事了，可国外老师哪有像我这样手把手教的。到了演出前，还得捧着个总谱跑我这儿一小节一小节地问。”

像喂饭一样，一口一口地教学生

B=《外滩画报》

H= 黄晓同

能听写科达伊总谱的奇才

B：既然你当时不算出众，学校为何把唯一的名额给你呢？

H：当时我也吓了一跳，怎么选上我去学指挥了呢？学校很多小提琴、钢琴弄得不错的，都没被挑到，当时国内还没有开设指挥专业，只有作曲、弦乐、声乐、钢琴等，看发展呢，国家将来肯定需要有指挥，所以就在学校里观察，挑苗子。当时我记得20 岁以下都会考虑吧，往上呢太大了，学音乐都要童子功，太晚就学不好了。不过当时也没有走后门什么的，组织上就按实力来送人。

B：听说你耳朵很好。

H：有件事，当时学校挺轰动的。那时候，所有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经常定时相互访问演出。那回有个匈牙利民族歌舞团来学校，匈牙利是李斯特等音乐大师的故乡，再加上是民间音乐，大家当然分外欢喜，便如饥似渴地跑去听了。那个歌舞团有个乐队，是专门为那些民间舞蹈伴奏的，演出中有一支曲子，是佐尔坦•科达伊(Zoltan Kodaly)的双人舞，那首曲子好听得不得了。我们管弦乐队的同学全都入了迷，也想拿来演。那谱子怎么办呢？我说我来记吧，但是只听一两场记不全，后来在歌舞团走的时候留下一些唱片和乐谱，正好唱片里有这首歌，我就和一个拉小提琴的好朋友，两个人一起扒谱子。当时还是手摇机，放一次能记多少就记多少，就这样记下来了，很辛苦的。

B：后来呢？

H：那个全谱弄好后大家都不相信，我就把它誊成分谱，分发给各乐手，结果管弦乐队一演，大家都惊呆了。贺校长就说，这个就算我们学校的保留曲目吧，然后就沿沪宁线一路演到南京，从春节演到清明节。这样呢，我就在学校开始小有名气了。所以当时宣布我去学指挥的时候，我也不怕别人有意见，当时老师们都觉得听出全谱不可能啊，顶多记个旋律吧，可我偏偏听出来了啊。

被大师们争抢的中国学生

B：你在苏联的老师是一代宗师高克。

H：高克是大指挥家，年轻时在圣彼得堡爱乐乐团当指挥时，就很有名气了。后来年纪大了，就到莫斯科教学。1939年，有个社会主义联盟的大型指挥比赛，参赛国中还有很多东欧国家。他的学生穆拉文斯基(Evgenij Mravinskij)一举夺魁，从此高克也就扬名天下。他门下出了很多高徒，除了穆拉文斯基外，还有莫斯科大剧院的梅利克•帕萨耶夫(Aleksandr Melik Pasaev)以及前苏联国家交响乐团的斯维特拉诺夫(Yevgeny Svetlanov)等等。

B：听说你在苏联学习时，还特别受高克器重。

H：我去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指挥系参加入学考试的时候，他就一眼看上了我，要收我为徒，还惹得同校的另一位大师N. 安诺索夫(N.Anosov)醋意大发。因为抢不过高克，安诺索夫只好主动要求指导我总谱读法。

B：高克给你留下的印象如何？

H：高克这个人沉默寡言的，我刚去的时候，俄语也不好，所以我们交流都是用“手”说话。我跟他上课呢，就是一个礼拜在教室，一个礼拜去他家里，上课要不是准备得胸有成竹，都不敢去。他就看着你指挥，一言不发，指挥得好，就拍拍手，指挥得不好呢，就停下来示范给你看。他常常在开音乐会时，领我去看他排练，我就坐在定音鼓的位置，一个班上30多名学生，可不是人人都给去的。

B：你是他唯一的一名中国学生，据说这还记载在他的文集中。

H：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我被迫提前结束学业。幸好，我早就在4年中完成了5 年的学习课程，而且门门功课都是5分。1986年，张国勇去柴可夫斯基学院学指挥，发现了一本《高克文集》，行文中提到一位唯一的中国学生，就是我。我急忙让张国勇把书买回来。像高克这样的大师，门下弟子无数，从来都只字不提的，只有我还让他念叨着。

B：4年的学习对你影响很大吧？

H：真怀念苏联的音乐氛围，学习的时候就是不停地推敲经典作品，深入以后就能举一反三。大家沉浸在音乐里，平时还常常可以看歌剧、听音乐会，熏陶熏陶。回来以后就不一样了，整天搞运动，心神不宁的。

60万字毁于一炬

B：你“桃李满天下”，却在2007年初收钢琴家许忠为徒时，说他是你“迟到的学生”。

H：这话你不要误会了。我的意思是，许忠的基础好，如果好学，可以达到更高的高度。他在巴黎音乐学院学过看总谱，能吃透一部钢琴协奏曲，那便离啃一部交响曲差得不远了。而之前的学生，全都底子薄。尽管他们很多都学过乐器，但是基础不好，没有基础，房子就造不高。

B：怎么会呢？

H：从1970年第一届指挥班学生开始，我就是手把手，喂饭一样，一口一口地教，就差没站在台上，扶着他们的手，帮他们挥了。“文革”中，带着钢琴辅导老师上“牛棚”来拜师学艺的汤沐海，之前只学过手风琴，手风琴这种乐器怎么能跟钢琴比呢。后来去乡下挑苗子组建“五七音训班”，那是表演样板戏接班人乐队，招来的包括张国勇等学生，家庭背景必须三代工农兵，还有丁善德的外孙余隆，之前也只是乐队里敲打击乐的。

B：听说你在“文革”前，编写了60万字的著作《总谱读法》，还没来得及出版就毁于一炬了。

H：当时学校没什么教学资料，我就利用业余时间，搞些翻译。指挥是门实践学问，别人的理解不能代替你自己的实践，我亲身经历少，所以不写著作。翻译大指挥家的感悟才是宝贵的真知，这比我自己“打肿脸充胖子”有意义。《总谱读法》就是将总谱缩编，这样在讲解乐曲时，就能直接在钢琴上弹出来。后来变“牛鬼”了，书里引用了那么多《弥赛亚》等宗教作品做例子，那个年代，怎么吃得消呢！一把火就把手稿烧掉了。

B：后来有没有重新出版呢？

H：没有了，我的学生那么多，没时间弄这些。我现在年纪大，手也不听使唤，看着是这个音，弹下去也不是那么回事了。只是对于有实践机会的年轻人，只要他们上门要求学，我总是能帮帮忙的，就指导一下。如今社会承认了指挥专业，我也算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几十年没白忙活。

黄晓同

1933年，生于江苏镇江，祖籍贵州省贵阳市。幼承学家，进达德学校，继而就读于陶行知育才学校和黄炎培比乐中学。

1950至1955年，在上海音乐学校随富华教授(Pr. Arrigo Foa)学习小提琴，张隽伟教授学习钢琴，邓尔敬教授学习作曲。

1955至1960年，留学并毕业于苏联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师从一代宗师亚历山大•高克教授(Pr. Alexander. V. Gauk)学习歌剧、交响乐指挥。

1960至1998年，在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作曲指挥系执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