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丰年写的乐评不是技术性地谈音乐，而是借音乐谈他对文化的理解。图为作品《如是我闻》。（资料图片）

辛丰年的《乐迷闲话》等著作，以丰富的史料，生动的文笔，雅致的趣味与高明的见解，赢得广泛好评。（资料图片）

深圳商报记者 楼乘震

26日，是贝多芬逝世186周年，我国一位为普及和传播古典音乐作出杰出贡献的著名文化老人辛丰年先生，也在这一天中午，在江苏南通离我们而去，享年90岁。

辛丰年的大儿子、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严锋此时正在北京出差，4时许，严锋发微博宣布：“父亲严格(辛丰年)因突发疾病去世，父亲一生忠厚老实，善良正直，在极艰难的境地中把我们兄弟带大。他在任何时候都从未停止对真理的追求，从未失去对这个世界的信念。他这一生过得很苦，也过得很好。愿父亲安息！”这个噩耗，立即在网络上引发了缅怀的热潮，网上一片烛光。

因《月光曲》迷上音乐

辛丰年原名严顺日希，1923年夏日生，南通市通州区石港人。他的父亲严春阳是军阀孙传芳最为倚重的将领之一，后任淞沪戒严司令、淞沪警察厅厅长、淞沪商埠卫生局局长，在石港人称“严大将军”。辛丰年4岁到10岁时在上海生活，家庭教师中有复旦大学教授王蘧常先生。1937年抗战爆发后，辛丰年在家自学，在教科书中读了关于贝多芬《月光曲》的故事，从此迷上音乐。辛丰年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1938年，我逃难到上海又住了一年。但是上海的生活成本太高，就又回到沦陷区，这时我主要就是自学了。还学了古琴，也是一知半解的。”对剥削阶级的痛恨，对苦难民众的深切同情，使辛丰年在上世纪40年代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参加当地的进步文艺活动。1945年4月，辛丰年从上海乘小船来到苏中解放区，参加了新四军。并把原来的名字改成“严格”，以示脱胎换骨之意。

解放后，辛丰年长期在福建军区从事文化工作，“文革”期间被遣返到原籍南通，在农村一个窑厂里“用手工做小煤球，供厂里的工人取暖用”。

音乐爱好者的指针

1987年，辛丰年56虚岁，在这个大多数人行将退休的年纪，他却迎来了他的黄金时代。这一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他的古典音乐普及著作《乐迷闲话》，散文不像散文，学术不像学术，却以丰富的史料，生动的文笔，雅致的趣味与高明的见解，赢得广泛好评。“辛丰年”（英文交响乐SUMPHONY的谐音）这个笔名一炮打响。

不久，《读书》请他开专栏，老人清楚地记得，先是董秀玉，再是沈昌文来约稿。董秀玉说，“虽然我们把他的文章称为古典音乐乐评，但其实他写的是文化。他写的乐评不是技术性地谈音乐，而是借音乐谈他对文化的理解。”辛丰年还在《音乐爱好者》、《万象》等刊物发表文章，并出版了《如是我闻》、《钢琴文化三百年》、《辛丰年音乐笔记》、《请赴音乐的盛宴》、《处处有音乐》、《阿·鲁滨斯坦缤纷录》等十余部著作与译作。

辛丰年的文章成为无数音乐爱好者的指针，培养了整整一代音乐爱好者，同时，他的成就也为众多专业人士所肯定。但老人家总是谦虚地称自己是音乐“导游人”，并婉拒媒体的采访，安静地读书、听音乐、平静地生活。

儿子回忆“辛丰年其人”

当辛丰年名声大振时，人们还以为他是位青年，直到他的儿子严锋写了《辛丰年其人》，后又改名为《我的父亲辛丰年》后，才揭开谜底：“辛丰年不是音乐家，不是音乐评论家，不是作家，不是评论家，不是学者，甚至也不能算是知识分子……首先，辛丰年是一个老干部。这样说可能稍微有点煞风景，特别是在辛丰年的读者圈子里——一支以大学生、音乐爱好者和白领丽人组成的风雅队伍，这些人大概宁愿把辛丰年想象成头戴无檐帽、嘴叼粗大雪茄的文人骚客，就像徐迟那么英俊——对不起，让你们失望了。辛丰年是一个其貌不扬的瘦老头子，头发花白而不多，面目质朴而慈祥，常穿一件似中山装非中山装的廉价旧衣服，袖口微微有一些油迹，这是因为每天要做很多家务活的缘故。”

严锋回忆说，“无论如何，辛丰年身上军人的痕迹还是很浓的，在60岁以前，他走路都是大步流星，昂首挺胸，哪怕是去上厕所。我的弟弟和我从小就是看《红旗飘飘》、《星火燎原》和《志愿军一日》这样的书长大的。”

严锋说：“辛丰年大概是很不会做官，因为到他‘文革’被打倒为止，似乎从来就没有被提升过。但是，从所有他的老同事、老战友嘴里，我知道他是一个对工作极为勤勉认真的人，对马克思主义无比信仰，对革命事业无限热忱。真的信仰和热忱。据我看来，这种信仰到今天也没有丝毫的改变。”

严锋回忆说，当年生活十分艰苦，但辛丰年很乐观。在晚饭后，“就会牵着儿子的手，到田野里去散步。鸟儿在晚霞里歌唱，风吹着家家户户的竹林沙沙作响，辛丰年就会对儿子讲米丘林、高尔基、联共布党史、布琼尼的第一骑兵师，一边对迎面打招呼的农人含笑作答。

到了晚上，如果没有夜班的话，就会读鲁迅和《英语学习》之类的书。从福州带到乡下的竟然也有两三百本。看书看得吃力了，就会拿出小提琴来拉上几段，最经常拉的是萨拉萨蒂的《流浪》和马斯南的《沉思》，后者是他最喜欢的音乐之一。经常还拿出歌本来唱歌。唱的是在石港区新华书店新买的《战地新歌》和从福州带来的一些战争年代革命歌曲集里的歌。最经常唱的是沈亚威的《刺枪歌》。”

63岁开始学钢琴

1976年，辛丰年终于彻底平反了。当组织上问他有何要求时，他考虑到夫人已去世，自己要带两个孩子再回部队很不方便，53岁的辛丰年就提出退休，这个决定使他以后的待遇大打折扣。“退休手续一办完，他就拿起一根扁担，用补发的工资到新华书店里去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买了回来。鲁迅全集、资治通鉴、艺苑掇英、文物杂志……要看的书实在是太多了，怎么来得及呢?连吃饭的时间都只好也用来看书。”严锋在回忆文章中说，“还有音乐。”他去买了一台上海录音器材厂的601型盘式录音机，一个在当年骇人听闻的奢侈品，当时要400多元一台。然后开始自己录电台的古典音乐。1986年，终于花2000多元买来了他平生的第一台钢琴。在63岁的年龄，一个人开始学钢琴，一上来就弹舒伯特，弹肖邦。

严锋说：“在辛丰年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和投军的背后，我感觉到的是一种对人间的绝对正义的追求，一种刻骨铭心的悲天悯人的情怀。”比如说，在流放的时候，一个月拿23元半的“生活费”要养活三个人，在自己的肚子也吃不饱的情况下，他会和当地公社养老院里的一位孤老建立很深的友谊，经常徒步好几里路去看望和接济他；

大家一起在看电影《啊，摇篮!》，看到里面14岁的小保育员湘竹因为保护孩子们而中弹牺牲的镜头，就会突然大哭起来；辛丰年拜访严锋的导师贾植芳先生，贾先生谈起了贾师母为了他的冤案而被发配青海受难的一些往事，突然，辛丰年大流其泪，把大家弄得不知所措。

在记者日常与严锋的接触中，经常会感到严锋为有父亲辛丰年而流露的骄傲。在严锋看来，父亲的文字精练而老辣，但是过于锤炼，文气太紧，信息量过于密集，总是梦想把大量的内容浓缩在最少的文字中，有峻急之嫌，犯了时文的大忌。“这也是迄今为止辛丰年的文章如此之少的原因吧。他写得太吃力。”

他被音乐温暖一生

辛丰年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听音乐的时候绝对不能做其他的事情。严锋说：“听音乐就是听音乐。这样一来，时间就更少了。”

晚年的辛丰年，每天早上四五点钟起床，晚上8点睡觉。在家里做点家务和体操，前几年还去买菜，给孙子买早点，其余的时间都用于看书。他曾说：“我现在很少听音乐，几乎不听。没有时间，时间用在看书上。我要补课的书太多了，有些书过去读了不求甚解，现在要重读，而且不是一次地重读。现在我的眼睛越来越不行，看书很吃力，很慢。要休息，不然就看不见。所以不能耗费宝贵的时间在听音乐上。我就把音乐忍痛戒掉。这个说出去也一定很奇怪。香烟都戒不掉嘛，怎么把这么好的东西都戒掉了呢？不得已。我现在就是抢时间，在自己眼睛没有瞎之前，能多看一点书。”

到记者发稿时，还不断有网友在“添蜡烛”，其中有许多文化名人。据网友“狐皮围脖”发微博称，辛丰年先生去世前一天，小儿子放了《蔷薇处处开》几首歌给他听，他像初次听到一般，欢喜赞叹：“想不到我临死前还能听到这么美的音乐。”《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在微博中写道：“……身在南通这样一座小城，因古典音乐而联通了那样一个天地。他被音乐温暖，一生是幸福的。”

辛丰年自述

辛丰年，男，1923年生，江苏南通市人。抗战中家乡沦陷，因而连初中都没读完便失学了。幸有求知欲，读书自学成癖，老而更甚。音乐也是自修的。1939年忽然迷上了音乐。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竟成了“开蒙”第一课。便听了半个多世纪。最最嗜爱的作曲家依次是：贝多芬、舒伯特、德沃夏克、肖邦、德彪西、戴留斯。垂老之年又从莫扎特的音乐中找到了金光明极乐国土。但不管中、外、古、今、雅、俗，自己都感兴趣。历浩劫而幸存，人虽老但耳尤聪；得以饱餐往昔可望而不可即的美妙音乐，从中深味历史与人生，也便自觉不枉活了这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