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大提琴家王健总说，自己最大的毛病，就是“太正常”。“我们这行的都看不上我，觉得我没有艺术家的范儿；不搞艺术的普通人呢，又觉得我是个搞艺术的怪人，沟通不来。”

他常为自己的“正常”抱怨：“朋友嘲笑我看不懂王家卫的《花样年华》，看不懂就是看不懂嘛”。十六岁离家去美国耶鲁大学学音乐的王健，最喜欢的电影，是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

看不惯自作多情

“我看不惯某些国人的麻木不仁，也看不惯某些艺术家的自作多情。”也许是因为去国太久，王健对这个社会的游戏规则越来越疏离，看不惯的东西很多。

“我总是和电视台的人吵架，他们动不动就说，你上台拉个欢快的，我说我不会欢快的，你要欢快找别人去。”

也是。从十岁那年参演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港译《乐韵缤纷》开始，他已经习惯一脸严肃地拉琴了。“有人问我，为什么那么小的年纪就皱茯傱Y拉琴，我说，因为我听得见。”

他看不惯华人社会的“不认真”，“什么都是嬉皮笑脸的”。少了认真，少了倾听交流的耐性，那些纤细敏感的蕴藉便也听不到找不见了，而他，从来将所谓的音乐天分归结为“敏感”二字。两岁时偶尔哼唱《国际歌》，吹长笛的妈妈听了直惊讶：怎么唱得那么有味道？于是，拉大提琴的爸爸开始教他读谱和指法，家里穷买不起琴，就去乡下木匠那里“造”一架给儿子。

“能拉出声音吗？”记者问。

一直找“表达”方法

“不记得了。”王健笑笑。他只记得，用那架“纯手工”大提琴，他考上了上海音乐学院附小。三岁便离开陕西老家的王健，算是在遥远的南方城市留下了，在有音乐的校园里留下了。在上海音乐学院读书时，他遇见来华访问的Issac Stern（艾锡．史顿），为这位犹太裔小提琴大师拉了一段埃尔克斯的奏鸣曲。奏毕，Stern说，这孩子是天才。

“出色的演奏触动我的地方从来不是细节，而是情感，”王建说，“小时候没有能力将那种情感表达出来，但我知道，它一直在心里。”从上海音乐学院，到耶鲁大学再到茱莉亚音乐学院，他一直在找的，就是“表达”的方法。

“感受到，表达不出来，很痛苦。”十六岁那年，一句英文也不会说的王健接受华裔美国商人林寿荣的资助，往美国学音乐，就是因为他觉得找不到养分，“长不大了”。

异国固然孤独，可毕竟有Parisot这样的好老师。曾经，央视拍过一系列“华人杰出音乐家”纪录片，特意请来Parisot谈谈王健。“他是我的小儿子。”镜头里，年逾古稀的大提琴家一脸笑意，任由这“小儿子”撒娇似地将脑袋靠在他肩膀上。

他的运气确实好。林寿荣将珍藏多年的古董大提琴送给他；Issac Stern常常约他去家中派对上演奏；茱莉亚音乐学院毕业后，他签约环球，成为与这“皇牌”唱片公司签约的首位华人音乐家。

他的人缘也好。上周，他来港与“港乐”合作音乐会，浸会大学组织了一班音乐系的学生来观看排练，排练后有“港乐”乐手特意等在门口想和他聊两句，演出后甚至副团长梁建枫的儿子也赶来笑咪咪和他合影一张。“每次来香港，都是一天吃五顿饭。”他边抱怨边笑，眼睛弯成两道弧。

拉琴拉给自己听

喜欢电影《我的父亲母亲》中浓郁的乡土情怀，王健从不讳言自己是怀旧又念家的人。如今随女友定居芬兰的他，通常一年回国三次，陪陪父母，见见朋友，也抱怨抱怨微博上那些邋遢事儿。“爱这里，才会抱怨。”他从来都是个喜怒形于色的人，“不开心了会摔杯子的”。

音乐，在他那里，也是“喜怒形于色”的，是感性而非理性的表达。所以，他不喜欢也从来不演奏荀伯格等人的现代音乐。“他们的路走错了，用智力替代了感情”。

“音乐不是数学，是算不出来的。”他又看不惯了。

这种率性的代价他也知道：不会迎合，不懂得说漂亮话，“出名难”。“我没那么崇高，也不反对出名，”他倒是直白，“只是要看出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有些代价，他觉得，“不值”。

“从小到大，我拉琴从来都是拉给自己听的。”掌声鲜花“Bravo”，他也喜欢，但没有，也能活。况且在他看来，古典音乐从来就不是以娱乐受众为出发点，从来都是个体在生命旅途中失望和孤寂种种的映照。

从巴赫到布拉姆斯再到萧斯塔科维奇，作曲家穷尽毕生之力想要表达的，是个体面对世界的态度，是生之羁旅的孤独脆弱。“孤独，长在古典音乐里，是它的DNA。”他说。

本报记者 李 梦